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驪歌響起，最近許多國內大學正在舉行畢業典禮，四年的學習生活告一段落，展開人生的新里程，這本是值得歡喜的事，但據一份甫公布的調查報告卻顯示，今年有近8成的大學畢業生擔心「畢業即失業」。大學生競爭力滑落至此，高等教育政策的失當，實難辭其咎。
台灣在民國85年自校園畢業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僅8萬多人，十年過去，如今一年畢業的人數竟已高達28萬人，這全數是拜廣設大學的高教政策之賜。十年之間，國內大學及獨立學院已由67所倍增至147所。如此廣設大學，欲使人人有機會唸大學的立意固佳，但擴增速度如此之快，水準參差不齊自在預料之中，加以入學考試幾無門檻，許多學校只花心思於大量超收學生，從而人力資源的搖籃一夕竟淪為文憑製造工廠，大學生踏入職場由過去炙手可熱而至今日四處碰壁，豈偶然哉？
去年具大學學歷者的失業率已居各學歷之冠，其中初入社會尋職的年輕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更升至13％，職場起薪比十年前還低，這些數據說明年輕學子們所以感悟前途茫茫，實非杞人憂天。更令人憂心的是，即令畢業後尋獲工作者，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者也逐年增加，試想大學四年教育未能提升學子們的就業競爭力，這除了讓初入社會的學子們心生徬徨憂屈之外，更是國家每年投入逾千億元高教經費的一大損失，國家財政疲困至今天這個局面，教育資源的浪費，豈能無責？
依教育部統計，台灣的高教經費占GDP比重達1.9％，比日本的1.3％、德國1.1％、法國1.4％還要高，台灣十多年來雖不斷增加高教預算，但預算的成長幅度終究趕不上大學擴張的速度，多人分餅的結果，自然迫使各大學頻頻調升學費。近日因應油電價格上揚，大學學費調漲之議又起，學子們怨聲連連，家長們憂心忡忡，十年大學浮濫擴張的高教政策讓學子們付出高額學費於前，又使其難以覓得合適的工作於後，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從成本效益分析，廣設大學的高教政策實為社會整體資源的虛擲。
再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台灣今天大學院校每年創造出28萬個畢業生，高級人力理應充裕才是，但產業界卻年年高呼人才短缺，近八年幾乎是年年要求政府開放外國人才來台，這凸顯國內產業人力的供需之間已嚴重失衡，政府每年耗費逾千億元經費所培養的高級人力，居然與產業的人力需求有如此大的落差，令人驚訝。學子們固有難伸己志之嘆，但企業界何嚐無人才難覓之苦，何以致此？主管部會各行其事，八年來除了訂定一些短期救急的方案外，何曾為教育百年大計、國家經濟發展大計，一起認真籌畫改善之道？
馬英九總統「六三三」的選舉承諾，聲言要讓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6％、失業率降至3％，人均所得8年後達到3萬美元，惟達到這三項目標的關鍵正在於人力資源的提升。如果教育政策無法與產業政策契合，如果教育政策還是只有「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提升，如果五年五百億的一流大學預算只會用以擴充硬體建設而無奠定百年基石的雄心，台灣莫說這八年經濟成長率達不到6％，再給10年，人均所得也到不了3萬美元。
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C.Thurow）十多年前即說過：「21世紀國家競爭力的決勝關鍵不在資本，而在於人力的培養與運用。」近年全球經濟的發展驗證了梭羅論調，馬總統若廓然有重建台灣經濟百年基業的大志，則絕不能僅僅從事一些救急的「擴大內需方案」，必須在教育政策上大刀闊斧，徹底匡正目前這種因循泄沓、沒有熱情沒有效率的教育政策，並儘速成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會報，果能如此，未來當六月驪歌響起時，學子們才不會有憂屈與徬徨之嘆，台灣經濟也才能獲得永續成長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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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雜費是否應該調漲近日再度成為熱門議題。但輿論爭議卻停留在漲多少的枝節末葉，忽略了台灣中上教育的最大問題，其實在於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嚴重差別待遇。
目前台灣的中上教育，成績較優的前段生進入公立學校，享受國家教育補助。後段學生被迫就讀私立學校，支付較高的學雜費，接受平均品質較差的教育，成為教育體系的二等國民。這是基於成績高低而來的教育歧視與財政歧視。這不僅傷害私校學生的教育人權，而且已經違反了憲法對人權的平等保障。
不幸的是，在這相信考試成績的社會裡，面對如此不公，前段班學生對於享受國家資源覺得理直氣壯，後段班學生則自慚形穢，不敢為自己爭權利。
有人以為，國民教育止於國民中學。國中以上教育屬於自願的投資，不是人民應享權利，因此也非國家之責。這是完全昧於事實的想法。
隨著科技與社會發展，現代人需要的知識不斷提高。經濟發展，使社會負擔教育的能力增加。壽命延長，使教育的投資回收年限也增長。這些因素使舉世各國的中上教育都急速膨脹。
我們的法定國民教育只到國民中學。但民國九十六學年度的國中畢業生升學率已超過百分之九十六，高中畢業生升學率將近百分之八十八，高職畢業生升學率將近百分之八十四。升學率之高，已使中上教育成為實質上的國民教育。除了少數實在不喜歡讀書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將中上教育視為必要。
這般對教育的追求，並非無理的幻想。所有研究都指出，教育年數與未來的所得與向上流動機會有密切關連。為了爭取較好的生活，多數人希望接受更高的教育，不是理所當然嗎？即使成績較低的學生，多上學幾年，生產力與生活品質也會提高，利國利己，何樂不為？
在民主國家，我無法想像國家可以拒絕人民受教育的願望，逃避提供教育的責任。但這卻是台灣的現實。
政府疏於設立充分的中上學校，以致於將近一半高中高職學生與大約六成大專生必須就讀私校。少數私校生確實是自願就讀。但多數卻是因為無法進入公立學校，被迫進入私校而負擔較高的學雜費。
西方國家也有學費高昂的私校。但前提是國家設立充分的公立學校，學生有選擇的自由。台灣多數私校學生卻是被剝奪了選擇公立學校的自由。
更有甚者，成績較低的私校生，有較高比例來自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經濟能力較差，卻要負擔較高的學雜費，接受品質較低的教育。畢業後，工作機會與待遇也平均低於公立學校畢業生。最常見情況，是私立高中高職的畢業生，幾乎註定了多數也只能進入私立大學。家境平均較差，卻要長期付高學費，長時間打工，成績欠佳，然後面對較低收入的未來。
在表面公平的考試制度下，我們的國家正透過公私立學校的差別待遇來強化社會不平等。這是文明社會的恥辱。但是當這社會的領導階層絕大多數是公立學校畢業的前段生時，他們普遍看不到這恥辱。他們只會因自己成績優異而自豪。
成績較差不是被歧視的正當理由，尤其是當成績高低相當程度受家庭社經地位影響的時候。國家不應因為後段生成績較差而剝奪他們平等享受國家教育資源的權利。國家或者應該設立充分的公立中上學校，或者補助私校生多付的公私立學校的學雜費差額。這是教育人權。
錢從何處來？很簡單，加稅，提高累進稅率。這是文明社會為自身未來的必要投資，沒有理由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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